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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责任在于治理行为对应治理后果兑现。传统治理责任场景表现为治理行为通过现实变化兑现，数字治理责任场景表现为虚拟变化兑现。传统治理责任场景是规划后置兑现，数字治理责任场景是算法先置兑现。传统治理责任场景是实体评估，数字治理责任场景是智能评估。传统治理责任场景是行为主导实体组织，数字治理责任场景是数据组合的行为监控。场景变化带来治理责任的虚化、先置、分解和监控困境。解决数字治理责任困境，需要虚拟场景的现实标注、算法设计的现实认可、智能互动的责任边界和数字监控的主体限制。
01
数字治理的责任场景转换
数字治理将现实场域转换到虚拟场域，现实的可把握、可预判、可评估被虚拟化了。所谓虚拟化，是以数字虚拟方式将现实场域特定内容独立在虚拟空间展开。在虚拟空间，不但治理对象虚拟化，治理主体行为也虚拟化。治理主体面对电脑屏幕，键盘操作与现实治理操作相比有更大变数和不确定性。现实场域经过虚拟化形成每个物体都伴随着不同的虚拟场景，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在不同虚拟空间互动。现实承载虚拟互动，被虚拟互动改变。现实变化成为数字治理的条件，不再作为确定对象兑现治理责任。
数字治理通过算法推动虚拟场景互动，达到什么样的治理效果，要先行预判，然后通过算法实现。虚拟场景互动，打破了现实场景变化规律和评估原则。现实治理努力在算法面前不值一提。数字治理中，现实的规划、实施要根据算法治理进行调整，传统治理理论和经验要适应算法要求。传统治理主体通过“思想库、智囊团”提供治理策略，这些只是算法治理的一个条件，所有现实中的治理要求先以算法形式植入虚拟治理环境中，达不到治理效果的，需要改变算法策略。算法呈现的问题，需要算法自身解决，很难通过现实治理策略改变解决方式。
现实实体怎么变化，经历什么过程，治理行为在其中起什么样作用，都有确定评估条件。单一实体变化引起周边什么变化效果，均通过这些变化来评估治理主体责任。数字治理面对的是智能对象，数字化不但让主体面对屏幕治理，而且让对象智能化。智能对象改变了现实实体的被动局面，赋予智能化之后，现实实体不再根据人们预想的变化，而是根据接受的信息，通过内部算法而变化。现实实体上面承载了多种多样的虚拟变化，而起作用的是内部算法，治理主体无法完全左右，一旦发生错误，很难负全部责任。
现实空间的实体有诸多组合变化，负责任的治理是从中找到最恰当的变化，形成最好的治理效果。数字治理中，现实空间的实体组织过程被虚拟空间的数据组合代替。不但治理对象数据化，而且主体行为也数据化。治理对象的数据化缩小了主体组织空间，主体只能根据算法要求治理。主体行为数据化后，他只能在算法治理结果中有一定的自主选择，而不能通过行为选择调整治理效果。对于治理效果的评估，主体通过行为有一定干预度，但只限于对自身选择范围进行干预。整体治理效果评估，根据治理过程的算法内置早已确定。传统的治理责任是面对整体治理要求的，数字治理责任只限于自身的选择。
02
责任场景转换的治理困境
现实场景中，治理主体责任通过两方面兑现，一是现实场景的可测度，二是治理行为与现实改变的对应。数字虚拟后，现实场景很难被测度。现实单方面的变化，往往伴随着虚拟领域的多方面变化。现实的作用方向被虚拟作用方向改变，现实作用跨度被虚拟作用跨度改变。反过来，在虚拟作用引导下，现实的单一作用被改变。原来通过邻近空间的相互作用被跨空间相互作用代替，现实中的治理与对象改变的连接点也找不到了。数字虚拟后，治理行为也很难被认定，受更多虚拟因素影响，与现实行为缺乏连贯性。现实中，一种行为对应一种现实改变，现实的改变有可追踪的行为来源。虚拟空间，现实行为很难对应治理过程被改变的点，一个行为引起虚拟空间的系列改变，并且改变很难被认定。两方面的改变带来数字治理主体责任虚化，主体责任难以承诺，且难以兑现。
现实治理中的责任意识来自人的自由意志和价值观，以及现实改变的预期。治理主体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带来现实的改变，满足治理要求。自由意志下的治理行为并不是随意行为，而是对现实理论认知下的预期兑现行为。现实的变化要求催促治理责任行为。数字治理下的算法要求，改变了自由意志下的治理行为以及对现实改变的预期。意识中能把握的治理行为，与现实改变相对应。也就是说，治理主体怎么行为，与现实的预期紧密相关。算法要求超出人们的现实认知。算法不但改变了这种预期，而且将现实场景中的行为主动性被动化了。算法所能预知、感知、统合的东西，现实中的治理主体预知、感知、统合不到。面对算法要求，现实主体只能被动应对。主体自由意志只能在算法左右下的有限空间施展。算法使得主体治理责任意识大大弱化了。
面对智能对象，治理主体的责任地位不再明确，传统治理主体的责任边界不清晰。现实中的责任边界是清晰的，不但不同主体对应不同的治理责任，而且同一主体的具体行为对应不同的治理责任。主体责任边界通过现实变化边界予以确认。数字治理中治理对象的智能化变动，带来主体与对象互动的责任边界模糊。在虚拟互动中，主体行为根据对象变化而变化，两者相互影响、相互构造。在众多的智能互动中，对象边界难以准确界定。对象变化并不只受主体单边影响，还受内部算法面对现实不同信息输入的影响。反过来，责任边界不清，影响治理主体的责任行为。不同治理主体在面对数字治理的虚拟互动时，也很难分辨责任边界。
数据组合带来数据监控。现实中治理主体也面临监控，但仅限于治理行为的外部表现。当他面对现实变化达到一定责任阈值时，行为将受限制。在阈值范围内，主体有充分的选择自由，并由此承担治理责任。数据运作将现实过程虚拟化提取，将现实行为无限分割，以及将现实效果无限分割。并且治理行为与效果的对应通过算法相互配备。面对算法要求，治理主体的自由裁量空间大大缩小。在治理行为被数据化分割后，治理主体不但缺乏治理创造主动性，而且受到数据变化的严密监控。这种监控是对行为的每一动作的监控。与此同时，治理主体对治理效果评估的主动性，被算法评估代替，治理主体行为对应治理效果的评估也由算法完成。在数据监控下，治理主体只限于面对治理结果的有限选择性，而不再是治理主体的创造性。
03
数字技术与现实融合实现责任回归
数字治理的虚拟场景是从现实中提取，虚拟场景互动将给现实带来影响。有必要对虚拟场景进行现实标注，一方面便于虚拟互动的现实条件配合，另一方面要对虚拟互动的现实影响进行评估。从现实治理走向数字治理是未来发展方向，但它并不排斥现实治理。要避免单向追求数字治理的高效率给现实带来破坏性影响。现实承载着众多虚拟生活需要，承载着从现实走向虚拟的过程。如果在虚拟互动中它的某一方面被过度提取，则给现实带来破坏性影响。虚拟场景没有现实标注，会最大程度上带来混乱，造成虚拟与现实的双向破坏。通过现实标注，治理主体的责任得以实化。从完全的现实治理，转向虚拟变化后的现实治理。一是通过现实变化评估，完善虚拟过程，完善算法过程。二是通过标注后的虚拟作用，完善现实治理。
算法预先设置，弱化了主体责任，体现为治理行为的无力、无用、无效。算法发生错误，现实治理很难纠错。因此，在算法植入之前，需要进行算法过程的现实评估。算法运用需要秉承可解释性、可理解性、可追溯性、可修正性原则。算法需要有现实的对应性和必要性，要出于正当动机和发展要求。算法解释需要连贯一致。算法一旦运用，涉及的范围非常广，需要不同主体在现有生活工作范围内对算法运用的理解。对算法的解释不只停留在理论层面，还要涉及现实的生活和工作。算法总难免发生错误，有设计和使用的错误，也有算法自身问题。面对错误，需要能追溯根源，厘清不同环节责任。可追溯性关键在于，算法设计需要与现实节点对应。追溯到错误根源，需要能修正，这涉及算法成本及使用范围，避免算法过于庞大而难以修正。
数字治理的智能互动模糊了主体责任边界，体现为智能体对人的影响以及它的主动行为。因此，需要厘清智能互动的责任边界。智能体的行为来自三方面，一是设计者对智能体的算法植入，二是使用者对智能体的信息输入，三是智能体面对现实变化的信息摄入。除第一点智能体处于被动地位外，其他两点智能体都带有主体性。使用者尽管主动使用智能体，但使用过程存在与智能体的互动，使用者难免受智能体的影响而被动输入信息。如果受到智能体的误导而输入错误信息，责任由谁来负需要进一步厘清。面对现实变化，智能体通过算法从周边环境摄入信息。算法是确定的，但环境变化是不确定的。面对不确定环境信息，智能体作出的反应，可视为它的主动行为。智能体应负起主体责任。数字治理中，需要通过责任边界划分，厘清和强化主体责任地位。
数字治理中主体行为数据化，主体责任空间缩小，创造性责任受限制。治理创造性受限，意味着我们只能被动接受算法治理。创造责任困境源于数字治理发展过程中，主体和客体的数据化同步发展，客体主体化的同时主体被客体化了。数字技术是为人服务的，数字治理以人的需求满足为目的。数字治理发展过程中，应给予主体更多治理空间，需要尽可能多的客体数据化，主体数据化要受到限制。区分主客体数据化：要保护主体线上隐私，主体在数字治理中要有更多的自由，面对算法要求有更多的自主选择；要给予客体数据开发更多空间。通过客体数据开发，主体间的互动将更充分。客体数据化可以避免主体的非责任行为，大大提升现实利用效率和潜能，数字治理优势才能得以充分发挥。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精神文明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刘倩 罗浩
新媒体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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