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洞旧石器时代遗址：关键时空节点的旧石器考古新发现
◇王幼平
吉林和龙大洞旧石器时代遗址位于东北亚史前人类与文化迁徙交流的交通枢纽地区，距今5万—1万年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出自百万年人类史发展的高潮阶段，尤为难得的是，以黑曜岩石料为主体的旧石器工业更是我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极为罕见的发现。
黑曜岩是史前人类十分珍视的石器原料，不但将其用于加工各类生产生活工具，还可以加工具有象征意义的奢侈品。黑曜岩具有火山喷发形成的特点，使得其原料产地更易于追踪，因此，它成为现代考古学者研究早期人类与文化从迁徙扩散到史前社会网络与贸易交换等重要课题的难得证据。大洞是迄今为止中国旧石器时代唯一一处高强度、全面利用黑曜岩石料的遗址，为研究与黑曜岩相关的系列课题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新材料。
大洞遗址及其黑曜岩石器工业发现的科学意义在于其连续堆积的多期文化遗存的揭示。距今5万—3万年的早期阶段，以黑曜岩原料为主导的石器工业具有典型石核—石片技术特点，以及少量石英原料的应用，可清楚说明最早应用长白山地区黑曜岩原料的是来自长期生活在华北地区的小石片石器人群。这也开启了观察东亚现代人出现与发展的全新视角。
距今2.8万—2.4万年前后第二阶段的石叶工业的发现，记录了最后冰期最盛期寒冷气候驱动欧亚大陆草原地区石叶技术人群的南下历程。尤其是同时出现的细石器遗存，更为探讨东亚细石器起源提供了重要证据。第三阶段，距今1万多年具有东北亚北方细石器技术传统的丰富文化遗存，标志着百万年人类史的发展已达巅峰，中国北方地区开始进入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新阶段。
作者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浙江仙居下汤遗址：全景式展现早期稻作农业社会
◇戴向明
仙居下汤遗址位于浙江中南部山间盆地，面积约30000平方米。近几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此发掘2000多平方米，揭露出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好川文化等多个时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收获是上山文化时期的发现，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以异常丰富的资料全景式展现了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聚落景观。
下汤遗址距今9300—8400年前后，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上山文化的中晚期阶段。上山文化早期距今10000年前后，这个阶段在上山遗址发现了一些柱洞、灰坑、红烧土堆积等遗迹，也有不少稻作遗存，显现出初期稻作农业社会的特点。但出土的动植物遗存表明，当时渔猎采集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且初始期的定居聚落显露出比较简单的形态。比照起来，以下汤为代表的上山文化中晚期的聚落，以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展示出较成熟的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特征。
下汤遗址位于一处微微隆起的高地上，周围有壕沟环绕，是我国已知最早的环壕聚落之一。壕内的中部至西南部是一片面积很大的自然台地，被称为“中心台地”，台地南部发现很多密集分布的柱洞，有的是带沟槽的圆形房址，一些较散乱的柱洞则可能是干栏式建筑。另外还存在有基槽但无柱洞的长方形房址，有的似乎还有隔间，这样的房子已经不是最初那种简易的窝棚，而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建筑了。
这些形态多样的房址已发现多座，但实际数量肯定更多，在发掘区之外应该还有不少。在这些房址的北侧有一片红烧土铺垫的小“广场”，上面及附近分布着很多“器物坑”，里面主要是成组的陶器，有些坑则有磨盘等石器。此外，在壕内东部、北部还分布着大小十余个人工堆筑的土台，土台上也有大量的“器物坑”。这些器物坑很可能与储存和加工食物有关。东边的土台上还发现几个疑似墓葬的遗迹，其内也摆放着很多陶器。
下汤遗址还出土了大量动植物遗存，其中炭化植物中又有很多的稻作遗存，据初步研究，有驯化特征的栽培稻已占有较大的比重。上述这些成片分布的居住房址和专门储存、加工食物的设施，以及丰富的稻作遗存，非常直观而全面地显示出，距今9000年前后的下汤遗址确实算得上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早期稻作农业社会。
以往人们认为，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农业是万年前起源于西亚新月地带的麦作农业，而且在距今9000年前后那里发展出了较成熟的农业社会。经过近些年持续的考古发掘，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中国的稻作农业起源和早期农业社会的形成，同样可以早至那个时期。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最大最重要的聚落遗址
◇韩建业
马家窑文化距今约5000—4000年，由仰韶文化发展而来，分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三个阶段，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彩陶文化之一。她的核心在陇西的洮河、大夏河一带，主体在甘肃中西部、宁夏南部、青海东部和四川西北部，并向南向西远距离影响到云南、西藏、新疆等地，使得这些西部地区在史前时期就已成为早期中华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家窑文化还最早与中亚等地发生文化交流。可以说，正是马家窑文化的发展壮大奠定了中国西部边疆的史前文化基础，拓开了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彩陶之路”，由此奠定了其在中华文明早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历史地位。
虽然马家窑文化发现至今已有百年，但正式的考古发掘不多，对一个遗址长期深入发掘的情况更是很少见，已有发现以半山、马厂阶段的墓葬居多，因此对其社会状况的总体了解有限。近些年，马家窑文化发现增多，比如，这次入围202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的四川马尔康孔龙村遗址，2024年重启发掘的甘肃东乡林家遗址，还有前几年发掘的临洮马家窑遗址，都有很重要的发现。但临洮寺洼遗址的发现无疑最为重要。
寺洼遗址面积达200万平方米，是目前所见中国新石器时代陇山以西最大的聚落遗址。经过7次高水平的发掘，该遗址最重要的就是发现了属于马家窑类型的三重围壕，前所未见。三重围壕彼此平行，有90度转角，内部面积近30万平方米，在内壕本身和内壕围绕的空间内，发现大量房址、陶窑以及和制陶有关的遗存，还有石器加工遗存，发掘者推测围壕区很有可能是重要的手工业作坊区。此外，在围壕外侧还有道路、人工堆土或夯土，推测可能有重要建筑。同时，还发现了大量非常精美的彩陶。
新发现表明，寺洼遗址是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的大型中心聚落，以大规模的彩陶、石器手工业制作为特色，提醒我们发达的彩陶手工业和对外贸易交换等很可能是马家窑文化向外大范围影响拓展的关键原因。我们注意到，寺洼、马家窑、林家等核心区的彩陶精妙绝伦，与川西北、甘南、青海东部等地彩陶存在技术风格上的差异，不同的技术风格区应当有不同的制陶中心，这也是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寺洼大型聚落和陇东的南佐聚落年代相当，距今都接近5000年。南佐有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内有“宫城”、大型宫殿，体现的是“王权”中心。寺洼近30万平方米的围壕区如果是手工业中心区，那就是以经济为中心，这也提醒我们，陇山东西的社会发展模式可能存在较大差别。寺洼的发现为我们探索中华文明的形成模式提供了重要新材料。
寺洼遗址半山类型房屋的发现也很重要。早年安特生提出，半山类型彩陶是专门的随葬明器，上面的锯齿纹是“丧纹”。1959年，严文明先生带学生在兰州青岗岔遗址首次发现半山类型房址，里面也出了锯齿纹彩陶，可见是日常用品。但此后半山类型房址很少再有发现。因此，寺洼遗址的这批半山类型房址就显得弥足珍贵，而且这批房址内还发现多个墓葬，属于一种特殊的室内葬，也很重要。
总之，寺洼遗址的新发现，对于完善马家窑文化的年代分期谱系，深入了解马家窑文化的社会状况、手工业状况和对外拓展影响的机制动因，客观认识马家窑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地位，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周原聚落考古与西周历史研究的新突破
◇雷兴山
周原遗址近年发现的西周时期三重城墙、商周时期的大型夯土建筑、西周甲骨文，是该遗址考古里程碑式的重大发现，可促进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研究实现突破。
以往学术界虽多认为周原遗址应是古公亶父迁岐之地，但因缺乏明确的先周文化高等级遗迹，故质疑之声长期存在。王家嘴区域发现了一片先周文化大型夯土建筑带，为确证周原为先周都邑所在提供了关键证据。据文献记载，周原在战国时期的美阳，但以往美阳地望无法确认。在周原发现的超过30万平方米的战国时期遗址、上千座战国墓，以及多例“美亭”“美阳”陶文，皆指明战国美阳就在周原遗址，进一步确证了周原遗址乃古公亶父迁岐之地，这将有力促进长期聚讼不已的先周文化探索。
三重城墙的发现，丰富了对西周城墙结构形制与建筑工艺的认识，揭示了周原聚落的城垣结构，使以往在该遗址发现的大型建筑、青铜器窖藏、墓地等有了明确的区位归属，使周原西周城市结构和发展过程也豁然清晰。这是周原遗址乃至西周都邑结构与形态考古的重大突破。完整揭露的两座城门，填补了西周城门发现的空白，丰富了对中国古代城门结构形制的认识。三座城址规模之大，充分彰显了周原遗址的都邑地位。三座城址的形态，有别于夏商都邑，开启了东周都邑形态的先河。
在204片卜甲、卜骨上初步辨识出刻辞180多字。这是继周原、周公庙遗址发现之后，收获西周甲骨文字数最多的一批。既有西周早期甲骨，也有以往从未见到的西周中晚期甲骨文。刻辞中有诸多新发现，如月相名“朏”是出土文献中的首次发现，刻辞“秦人”是出土文字中最早的“秦人”一词。这批新出甲骨年代明确，内容丰富，价值重大，是西周甲骨学与西周历史的罕见出土文献。
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校长、教授
武王墩楚王墓考古的史学价值
◇徐良高
武王墩大墓考古发现了战国晚期最高等级楚国墓葬，该墓虽被多次盗扰，但棺椁保存比较完整，出土各类文物1万余件，内涵丰富，等级高，是2024年度中国考古的一项重大发现，也是2024年中国网上的热点话题，备受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关注。该项发现的价值和意义无疑是多方面的，现从以下方面略谈几点初步认识。
首先，对楚国、楚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1.武王墩大墓是迄今经过科学考古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虽有盗扰但保存状态良好的楚国最高等级大墓，属于楚王级别墓葬。文献记载和墓葬时代、墓内出土遗物、文字互相印证，墓主明确，即战国晚期的楚考烈王熊元。
武王墩大墓的发掘填补了科学发掘楚系墓葬中顶级墓葬的空白，完善了楚墓的等级序列资料，为研究楚文化的丧葬习俗、社会等级与礼乐制度、宗教信仰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从该墓的棺椁来看，不仅体量巨大，而且结构精巧，每块板材都有位置编号，多重木墙和盖板之间紧密扣合，榫卯相连。如此大量的木料和复杂的设计构造，不仅体现了墓主的雄厚实力，而且显示了当时存在经验丰富的专门机构在组织设计与施工。椁盖板上墨书文字中的“南集府”“北乐府”与过去李三孤堆大墓出土铜器铭文中的“六室”“少府”“太府”等，还是当时楚国宫廷内的专门服务机构的历史记录。
位于其南侧、与之关系密切的李三孤堆大墓在20世纪30年代被盗掘，留下了诸多遗憾和未解之谜。该墓曾出土过多件含楚宣王、威王、考烈王、幽王等楚王和太子、王后刻铭内容的青铜器，墓主一般被认为是楚幽王。武王墩大墓的科学发掘弥补了李三孤堆战国晚期楚王级别大墓被盗掘的遗憾，解决了被盗掘造成的诸多未解之谜，如墓室棺椁结构之谜、随葬品摆放位置与功用之谜等。楚国晚期定都寿春期间最重要的两个王——考烈王和幽王的墓葬的发现完整地展现了楚国晚期的社会与文化面貌，呈现了楚国最后的辉煌。
2.该墓随葬铜鼎44件，其中包括迄今所见楚国最大的铜鼎。其中的9鼎8簋8簠青铜礼器组合，象征了最高等级——王的用鼎制度。20件编磬、50件套琴瑟和鼓、竽等乐器保存完好，制作精美，极尽奢华。这些礼乐器全面呈现了楚文化最高等级的礼乐制度，显示楚文化对西周礼乐制度与文化的认同和传承。汉代以后，以青铜礼乐器为权力和地位象征的文化现象已不复见。因此，该墓完整的青铜礼乐器组合不仅是两周时期礼乐制度的最高等级典型代表，也是高度发达的中国古代青铜礼器的最后余晖。
3.考古发现所提供的诸多新材料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缺失，大大扩展了我们对楚文化和楚国历史的新认识。比如，与青铜器同出的各种动植物遗存，为我们研究楚国高等级贵族的食物种类与饮食习惯、献祭物品与祭祀方式等提供了重要资料。过去我们知道，甲骨占卜主要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以殷墟商晚期大量甲骨文为甲骨占卜的高峰，至西周早中期已很少见，仅在周原、北京昌平白浮等少数西周遗址、墓葬中偶见。代之而起的是蓍草占卜的数字卦筮卜，西周遗物上常见这类数字挂符，《周易》《连山》《归藏》是流传下来的这类筮卜记录，过去楚墓里也曾出土过《连山》《归藏》类简册。本次武王墩大墓出土的经过钻凿灼烧的卜甲，说明甲骨占卜在战国晚期仍然存在，也让我们对战国时期的宗教信仰和占卜文化等有了新认识。
4.武王墩大墓的发掘提供了探讨寿春城遗址结构布局，确定寿春城性质与地位的关键信息。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为避强秦而迁都寿春，寿春城成为楚国的最后都城。考古发现显示寿春城由一系列遗址构成，如柏家台一带高等级建筑基址群、寿滨小城、西南小城、出土多件龙纹玉璧的状元一号玉器窖藏、出土著名的楚国免税通关证书——鄂君启节的邱家花园遗址、出土十八整版楚国金币“郢爰”的花园村遗址、牛尾岗制陶作坊遗址、楚国中小型墓葬分布区、位于瓦埠湖东侧的楚国高等级贵族墓葬分布区，等等。武王墩、李三孤堆大墓的考古发现证明楚国建都寿春虽不足20年，但仍具有王都气象。
5.战国晚期，秦楚争锋，楚在西方居于守势，然失之桑榆，收之东隅，楚威王灭越，考烈王灭鲁，楚国与楚文化在东方与东南方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武王墩大墓资料为我们理解“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信心的历史背景与底蕴，探讨楚国如何经营东方地区，楚文化如何整合东方、南方文化，进而认识楚国、楚文化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提供了重要实证。
其次，对研究秦统一前夜的中国历史和社会背景具有重要价值。
武王墩大墓的考古发现结合文献记载，为我们研究、认识秦统一前夜的战国晚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提供了重要史料。
楚都寿春时期正是秦统一的前夜，齐楚燕秦韩赵魏七雄争胜，逐鹿中原。孟尝、平原、信陵、春申四公子礼贤纳才，合纵连横，为我们带来了“鸡鸣狗盗”“毛遂自荐”“脱颖而出”“无妄之灾”等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武王墩大墓和邯郸赵王陵、临淄齐王陵、新郑韩王陵、临潼秦东陵等一起成为这段风谲云诡的战国风云的历史见证，而武王墩大墓是其中迄今为止唯一科学发掘且保存良好的王墓。
楚考烈王本人曾作为质子长期生活在秦国，又娶赵国人李园之妹为后。武王墩墓葬内的随葬品也呈现出多国多元文化荟萃的特征，显示出秦大一统前夜列国之间密切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互动、交流，如来自三晋的铜器、来自秦国的漆器（从漆器的器形和文字看，武王墩大墓出土的漆器与秦东陵被盗出的漆器存在明显关系）、来自百越文化的铜器，甚至有来自北狄鲜虞族所建中山国的铜器和欧亚草原地带游牧文化风格的青铜带饰等。
最后，对认识楚文化的历史影响和秦汉文化的来源有重要价值。
楚文化对汉文化有强烈的影响，武王墩大墓正处于战国向秦汉的历史过渡时期，在这方面也有明显的表现。该墓随葬了大量乐舞人俑，以俑代人的陪葬现象既是早期高等级楚墓，如熊家冢墓前大量乐舞人员殉人坑的代替，体现了战国晚期楚文化中人道观念的兴起，也开启了秦汉时期高等级墓葬大量随葬人俑的先河，显示了楚文化对秦汉文化的重要影响。从这里可以看到，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汉代墓葬中大量陪葬陶俑现象都不是突然出现或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我们从战国楚墓甚至更早的长江流域文化传统中就可以找到源头。
武王墩大墓的考古发掘是一次秉持“大考古”“精细化”发掘理念，预先制定周密发掘计划，文物保护与多学科研究同步开展的科学发掘。展示利用与遗址公园规划也几乎同步进行，我们相信这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将很快与大家见面。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景德镇市元明清制瓷业遗址群：千年瓷都景德镇的多维度考古探索
◇秦大树
2024年，为配合2026年申报世界遗产的工作，在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故宫博物院和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6家考古单位合作，在景德镇的多个地点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果，开创了围绕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全面开展考古工作的成功模式。发掘地点的选择大体从三个方面入手，都取得了重要成果。
第一，景德镇制瓷业本身的发展，包括御窑厂遗址、落马桥遗址和观音阁遗址的发掘，这些发掘都在此前考古工作的基础上取得了学术上的新进展。发现了御窑厂的西墙南端，找到了南墙迹象，清理了清代御窑厂东辕门，在东辕门侧发现的东围墙，清理出了墙内的排水沟和墙外的顺墙道路，首次完整揭露了御窑厂围墙的完整结构。至此，基本确定了御窑厂的四至，基本完成了御窑厂范围的拼图。发现了永乐时期的大规模制泥遗迹和龙缸窑等重要遗迹，发现了明代早中晚期和清代各个时期的地层。填补了许多空白，推进了景德镇制瓷业的体系化研究。落马桥遗址是镇区发掘的长期生产的民窑遗址，发现了新的元代晚期建筑、明中期的葫芦窑和清代的镇窑窑炉遗迹，为探索古今沿用型窑址的发掘方法补充了重要的考古支撑。观音阁发现了较为完整的作坊。该地点的发掘揭示出，景德镇的制瓷业不是以往认为的从宋到元明，而是从周边地区向镇区逐渐转移集中，近年来屡次在镇区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两宋和元代的地层，证实了镇区从两宋时就已有了较为密集的制瓷作坊。
第二，从聚落考古的视角对景德镇制瓷业进行系统研究。本次发掘包括了两类不同性质的遗址：一类是镇区的天后宫、清真寺、泗王庙等宗教遗址；另一类是郊区的蛟潭柴厂的调查和发掘，重点发掘了章村坞码头和建溪码头两处遗址；长明大午坑瓷石采矿区，高岭山高岭土采掘、加工遗址和附近的东埠码头。
聚落考古的核心是人，瓷器生产的链条都与人的活动密切关联。三处宗教遗址体现出瓷器生产和运销的全链条过程中，人的要素尤为突出。天后宫原来认为是康熙时期始建的，而发掘证明其建设历史可以前推到明万历时期，这恰好与以福建月港为始发码头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兴起时间相吻合，福建的商人来到景德镇订货，并聚居于此，专门从事定向的瓷器贸易，带来了妈祖崇拜。同样，清真寺的始建也证明是康熙、乾隆时期，也与大量商团的聚居相关，他们很有可能来自西北或沿海地区的对外贸易中心，现在的清真寺遗址是乾隆时期的，但康熙时期就已有建筑存在，康乾时期的柱网发生了变化，是在不长的时间里经过了改建。而在清早期以前的地层中出土了阿拉伯幻方瓷片和官搭民烧瓷器，说明这里原本是一个高等级瓷器生产作坊。将这种高等级作坊改建成清真寺，是宗教和生产博弈的结果，也是行帮势力壮大的表现。泗王庙代表了南昌船帮带来的水神崇拜，是景德镇发展成为一个生产与商贸并行的标准的手工业城镇的体现。而瓷土、高岭土和柴厂的发掘是补齐景德镇制瓷业生产体系拼图的重要工作，景德镇大分工的生产模式是早期工业化或早期工业革命的体现。弄清其基本面貌、运行模式和出现的时间是发掘的目标。建溪码头的时代可到明晚期，说明专业的柴厂出现稍早，而长明大午坑高岭土矿和高岭山高岭土采掘及就地加工遗迹，目前看都到了清代早中期。
这些遗迹的发掘表明，景德镇形成了镇区专门从事成形和烧成工序，而原料的采掘及就地加工则分布在几十公里之外，形成了大分工的生产模式。观音阁窑址发现的晚明时期的瓷土加工遗迹，也证明这种大分工的生产模式出现在清代早中期。
第三，对手工业城镇的考古学探索。本次发掘包括了刘家下弄、詹家下弄、狮子下弄等街区，也包括泗王庙，发现了道路、清代排水沟等重要遗迹，这些考古新发现基本上构成了从前街（今中山路）到江边的纵向街道、大型排水沟。道路的地层是明晚期，地面是用窑业废弃物填埋河滩形成的。与前述柴厂和矿场的时代对应，景德镇在晚明到清初时形成了一个集约化瓷器生产的中心，同时又是一个开展瓷器贸易的商贸中心。镇区拥有完善的给排水系统，完成了一个典型的手工业、商业中心城市的标准布局。
作者系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特聘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杨阳
新媒体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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