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行列。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这引起了国内外围绕中国能否跨越、何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广泛争论。当前，我国仍然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本文在分析典型国际案例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同时从发展动力、产业结构、人口因素、资源环境因素分析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条件，进一步证明中国完全有信心有能力迈过“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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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完全有信心有能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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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根据一些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阶段后普遍陷入增长停滞、只有少数经济体成功迈入高收入阶段的现象得出的统计结论。这一概念自提出以来，就因其具有直观的警示意义而被各国的学者、官员、媒体广泛使用，同样也因为其判定标准和产生机制不明确而引发了广泛争议。2010年，中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行列。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进一步引发了国内外对于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议论。“中等收入陷阱”是真命题还是假命题，成为各界讨论的焦点议题。当前，我国仍然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我们有信心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这既正视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国家发展道路上客观存在的挑战，也明确了中国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信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升，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改善，绿色发展步伐加快，成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智慧。
“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观照
及规律总结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案例
巴西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20世纪60—70年代，巴西经济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增长率最高超过10%，成功步入中等收入区间。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巴西经济增速放缓，且波动较大，至今一直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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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方面，巴西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主要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进口资本品、中间产品和消费品，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是，20世纪80年代后，巴西经济增速明显下滑。主要原因在于其工业结构偏重采矿、农业加工和初级制造业，高附加值产业占比不足；过度依赖外国资本和技术支持，本土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债务规模持续上升，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2年巴西中央政府债务总额与GDP比值达到79.1%，巨额债务给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压力。
社会发展方面，巴西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现象严重，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社会稳定性差。1995年巴西基尼系数为0.6，2022年为0.5，贫富差距过大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巨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使贫困收入家庭比例扩大、中等收入家庭比例缩小，大规模的贫困人口购买力相对有限，无力形成有效内需，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同时，大规模贫困人口对社会稳定形成巨大压力，难以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环境。
在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方面，巴西过度城市化问题较为严峻。巴西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中，同时农业发展采取资本密集型发展道路，导致大量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涌入城市，致使城市人口集聚过快，城市化水平超出其实际经济发展水平。此外，由于政府所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偏低，难以为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群体提供就业、居住等优质的公共服务，导致社会不稳定性加剧。
马来西亚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马来西亚推行以进口替代为主的工业化战略，之后转入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发展阶段。80年代中期以后，马来西亚经济保持高速增长。1997年金融危机后，马来西亚经济增长放缓。2002年后，经济逐渐呈现复苏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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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方面，20世纪70年代，马来西亚抢抓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向东南亚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部分生产工序的机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重工业产业。马来西亚制造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农业劳动力人口占比下降，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超过初级产品出口比重。但是，由于马来西亚工业产业发展过度依赖外资，随着劳动密集型工业生产成本大幅提高，技术水平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马来西亚本土产业发展受限，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减弱，产业结构转型面临较大压力。
制度建设方面，族群利益冲突以及僵化的制度不利于营造民主团结的社会环境和公平的竞争环境。受不同族群间利益冲突因素的影响，1970年马来西亚出台“新经济政策”，旨在进行利于马来人的财富重新分配，消除民族经济实力上的差别。这一政策有效解决了马来族贫困问题，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一是导致华人的私人投资大量减少，损害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率；二是为保护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不受损害，沿用旧有制度，使经济社会发展缺乏应有的活力。
科技创新方面，马来西亚技术进步高度依赖跨国公司的技术引进，自主研发投入力度不足，从事技术研发的人力资源匮乏。从研究与开发（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来看，马来西亚R＆D经费占GDP比重长期处于较低水平，2000年为0.5%，2010为1.0%，2015年为1.3%。
迈过“中等收入阶段”的国际案例
日本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经验。日本是二战后从中等收入国家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典型经济体。二战后，日本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并在之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直到20世纪70年代，其经济发展才逐渐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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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方面，产业结构的成功转型是推动日本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日本产业结构的转型路径为农业在国民产值结构中的比重持续下降，服务业比重逐步上升，工业重心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20世纪40—50年代，日本工业结构重心由食品、纺织服装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钢铁冶炼、机械制造等重工业；60—70年代，汽车工业、精密机械等产业崛起；80年代后，造船工业、电气及电子工业等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产业快速发展。
科技创新方面，日本科技发展经历了引进—模仿—自主创新的过程，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20世纪50—70年代，日本大力引进先进技术，对引进的技术进行再创新与开发，同时出台法律法规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政策和经费支持。80年代，日本提出“技术立国”口号，把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到技术研究的中心位置，同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90年代，日本提出“科学技术创造立国”，旨在完全摆脱技术引进与模仿，推动科研体制改革，为科技创新提供了良好环境。
收入分配方面，日本积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贫富差距持续缩小，居民消费率明显上升。1960年，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到1970年，人均工资增加0.65倍，中等收入群体数量明显增多，为形成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奠定了基础。
环境治理方面，日本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形成了重化工业为主导的产业发展格局，重化工业排放对环境的污染十分严重。对此，日本成立环境厅，出台《环境基本法》，实施环境教育策略。同时，加快产业结构转型步伐，明确了促进高能耗产业向节能型产业转变的目标，以此来突破经济增长的资源能源制约，减轻环境污染压力。
韩国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经验。韩国经济发展比日本稍晚，于20世纪80年代迈入中等收入阶段。韩国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转型，从“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实现了发展模式的转换。按照世界银行标准，韩国在2002年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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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方面，韩国结合国际竞争的需要，及时出台必要的产业政策，使动态产业竞争优势持续扩大。在20世纪60年代，韩国利用美、日等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遇，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大力发展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70年代，利用发达国家将重化工业向新兴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机遇，大力发展钢铁、机械等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80—90年代，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为目标，对传统重化工业进行技术升级改造，同时大力发展计算机、电子机械、生物技术等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科技创新方面，韩国科技发展同样经历了引进—模仿—自主创新的过程。韩国实施“技术立国”战略，制定科技发展规划，加大研发投入力度，重点提升自主创新能力。20世纪60年代，韩国对引进的技术进行模仿、消化和吸收。20世纪70、80年代后，韩国的科技政策由引进模仿逐步转向创新和自主开发，精密电子、新材料等高科技项目起步并获得高速发展。
收入分配方面，为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韩国不断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分配秩序，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化；建立公共救助制度和完善社会福利体系。韩国居民收入增长加快，贫富差距明显缩小。1980—1991年，韩国基尼系数由0.39下降到0.26，之后基尼系数呈现总体下降趋势，始终低于0.4的警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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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转型经验总结
从上述国家的转型实践中可以发现，由中等收入阶段转向高收入阶段，需要不断进行变革与创新，只有顺应国内外发展大势，推进体制机制革新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从表1数据来看，1990—2023年，高收入国家中，日本、韩国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较小，且呈下降趋势，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呈下降趋势，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最高，且呈上升趋势；中等收入国家中，虽然巴西和马来西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逐步升高，但与日本、韩国相比，农业、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仍然较高。侧面反映出一个国家想要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必须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将产业结构由劳动与资源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为主逐步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转变。
技术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变革。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要素便是在学习和模仿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过程中，重视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从而较快地走到世界科学技术的前沿，并以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创新，以此进入国际价值链分工的高端环节，通过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人均GDP和人均国民总收入（GNI）的提高。根据表2数据，中等收入国家中，马来西亚、巴西研发经费占GDP比重较低，且增长非常缓慢；高收入国家中，日本、韩国研发经费占GDP比重相对较高，且呈现递增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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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为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创造条件。根据表3数据，2015年，占巴西总人口20%的中等收入群体占据的收入份额为12.4%，占总人口10%的高收入群体占据的收入份额为40.9%，中等收入群体收入较少，贫富差距较大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一现状导致巴西国内需求不足，对经济的提振效果不显著。与之相对应的，韩国占总人口20%的中等收入群体占据的收入份额为17.5%，占总人口10%的高收入群体占据的收入份额为23.2%，贫富差距相对较小。经济学研究表明，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呈递减趋势，而低收入者即使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但因收入较低、消费能力有限而难以发挥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作用。由此可以得出，伴随社会的发展，要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使收入分配格局合理有序，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为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作出贡献。
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制度，为经济体成功转型奠定良好基础。早期日本、韩国主要采取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制度，政府掌握更大的资源配置权力，有目的地支持商业资本。这一制度能够帮助国家在短期内快速调集社会资源、发展主导产业，从而使经济在短期内取得较快增长。同时，这一制度容易削弱市场发展活力，造成经济结构失衡。伴随经济的发展，日本、韩国及时调整发展模式，使政府从市场经济中不断退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决定性作用，使经济发展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成功跨越。反观巴西、马来西亚，在一定时期内，巴西长期奉行进口替代战略，马来西亚长期依赖出口导向战略，一段时间内僵化地沿用“新经济政策”，导致科技创新滞后、贫富差距扩大，经济发展动力不足，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因此，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进行制度创新与变革，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制度，摆脱“路径依赖”，才能使经济和社会发展具备持久动力。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方案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98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达到800美元，首次高于当年中低收入经济体的最低阈值786美元，标志着中国进入中低收入经济体行列。此后，中国经济加速发展，在进入21世纪后逐渐达到年均10%左右的增速，迅速拉近与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差距。2010年，中国人均GNI达到4340美元，超过当年的中高收入经济体标准3976美元，标志着中国进入中高收入经济体行列。2023年，中国人均GNI已达到1.34万美元，距离世界银行14005美元的高收入经济体标准只差不足1000美元，已经来到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前。
在2016年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上，针对中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稳定增长、能否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天的中国，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个新起点，就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增加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的新起点，就是中国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起点，就是中国同世界深度互动、向世界深度开放的新起点。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继续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在新的起点上，中国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绿色发展，增进更多民生福祉，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具备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种条件。
第一，从经济发展动力来看，中国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不断增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挥我国经济巨大潜能和强大优势，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长动力。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持续发展、更高水平发展，是中等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经的阶段。”回顾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在低收入阶段，中国通过解放生产力，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推动土地资源资本化等方式，推动乡镇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快速发展，经济发展开始起步。此后，中国利用劳动力富裕、工资成本低的优势，积极吸引外资，以出口为导向，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投资、引资驱动发展，经济发展开始进入腾飞阶段。当中国经济发展达到中高收入经济体水平时，国家开始有意识地推动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注重解决关键核心领域“卡脖子”问题，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在创新投入和产出方面，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创新正在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从纵向的时间维度来看，我国的科技研发投入规模稳步增长，科技创新产出能力不断提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我国共投入R&D经费33357.1亿元，比刚进入中高收入经济体行列时的2010年（7062.6亿元）增长了372.3%，比刚进入中低收入经济体行列时的1998年（551.1亿元）增长了5952.8%。2023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92.1万件，比2010年的13.5万件增长了近6倍，比1998年的4733件增长了190多倍。从横向的国际比较维度来看，中国的创新水平已经达到世界前列。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在全球的创新力排名上升至第11位。在全球创新指数的七大领域中，中国在知识与技术产出、基础设施和商业成熟度方面的排名靠前。在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方面，科技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逐步增强，并且贡献率已经达到50%以上。根据相关研究估算，中国1991年科技进步贡献率为31.46%，1998年进入中低收入经济体行列时为35.06%，2010年进入中高收入经济体行列时为49.76%，到2017年时已经达到58.36%，说明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其他要素和资本投入的总和，创新驱动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
第二，从产业结构来看，中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我国面临的结构性产能过剩的难题，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功避开了部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所面临的产业结构问题，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此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一条主线，贯穿于全面深化改革各个方面和阶段。
从产业结构完备度来看，当前中国产业结构完备，没有出现单一产业独大或者某个产业领域短板突出的问题。从第一产业来看，2023年我国口粮自给率在100%以上，谷物自给率在95%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大概480公斤，高于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粮食安全线，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从第二产业来看，我国制造业已形成完备产业体系，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0%，连续14年位居世界首位，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打下了坚实基础。从第三产业来看，第三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现代服务业、新兴服务业迅猛发展。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产业结构变动总体符合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没有出现产业结构调整停滞或过快的问题。2023年，我国三次产业产值比重为7.1:38.3:54.6，第三产业比例已经超过了50%，与发达国家60%左右的三产比例已经十分接近。同时，我国的第二产业也保持在40%左右，没有出现过度去工业化的问题。
从产业复杂度来看，中国走的是“扶持新兴产业”的道路，经济复杂度不断提升，产业发展没有出现固步自封，失去比较优势的状况。根据全球各国经济复杂度指数，1995年中国ECI指数（经济复杂度）为0.388，2021年为1.259，整体上升了224.5%，并且中国的经济复杂度排名也从1995年的全球第46名上升到了第18名。也有学者通过对中日韩进行比较发现，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经济复杂度的二维结构转换，与日韩突破“停滞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时的情景类似。[9]从“三新”经济增加值来看，2023年“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2.35万亿元。按现价计算，比首次统计“三新”经济（即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统称）增加值的2017年（12.96万亿元）增长了9.4万亿元，年均增速9.51%，高于GDP现价增速，说明“三新”经济已经成长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第三，从人口因素来看，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改善从生产和消费两端产生了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我国总体上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明显的趋势性特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新的人口环境和条件。”从劳动力供给视角看，2023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62亿人，相较于峰值已经下降了0.48亿人，人口抚养比也从2010年的34.2%上升到了46.5%。从内需的视角来看，2023年全国人口负增长进一步深化，人口增长率为-0.15%，全国人口减少208万。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截至2023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9697万人，占总人口的21.1%。这要求中国在快速完成经济转型的同时，尽快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使人口素质和结构符合经济发展和动能转换的需要。
从劳动力供给来看，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就是要提升人口的劳动素质，使人口素质符合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进而收获质量型人口红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统筹、深入推进教育事业、科技事业、人才工作，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2023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0.2%。2023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05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4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5亿人。横向来看，我国人才资源总量位居全球首位，人均受教育年限与发达国家的距离正在逐渐缩小。人才队伍结构优化提升，人才发展红利加快释放，有利于支撑新旧动能转换、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持续发展具有较好的支撑作用。
从消费需求来看，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就是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不同群体间的贫富差距，推动人口结构从“倒丁字型”向“橄榄型”转变，从而有效激发内在需求，以需求的扩大驱动经济进一步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曾接近发达国家的门槛，却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长期陷于停滞状态，甚至严重倒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解决好两极分化、阶层固化等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更好统筹效率和公平，不断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发展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不断改革完善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机制，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23》，我国收入分配关系有所改善，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城乡、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缩小，脱贫人口和农民工等重点群体收入稳步增长。从社会分层结构来看，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2017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超过4亿人。但同样也要看到，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占整体人口比例不到40%，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
第四，从资源环境因素来看，中国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资源依赖度保持在合理范围，可持续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高水平保护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只有依靠高水平保护才能实现。”随着经济和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对资源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对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环境保护作出一系列安排部署。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努力，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依赖度逐步降低。
在环境状况方面，我国环境污染情况的部分指标已经跨越了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顶点，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以游离氨和氨离子形式存在的氮化物，是我国水体中的主要污染物。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生态环境统计年报数据，2001年，我国水体中的氨氮排放总量是125.2万吨。到2011年，达到峰值260.4万吨，之后开始逐渐下降，2022年已经降至82.0万吨。二氧化硫是大气中的主要污染物。2001年，我国二氧化硫的排放总量是1947.2万吨，到2007年达到顶峰（2468.1万吨），之后开始逐渐下降，2022年二氧化硫的排放总量为243.5万吨，仅为峰值时期的十分之一左右。
在能源消耗和资源依赖方面，我国能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资源依赖度不断降低。从能源消耗总量来看，当前我国能源消耗增长速度已经呈现出放缓的趋势，符合库兹涅茨曲线左侧的特征。由图5可知，2001—2005年能源消耗的年均增速达12.20%，显著高于经济增速，但在其后开始出现下降，2016—2020年，我国以能源消费年均2.80%的增长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5.73%的增长（按不变价计算）。从单位GDP能耗来看，刚刚进入中等收入经济体分组时（1998年）我国的单位GDP能耗为3.13吨标准煤/万元，进入中高收入经济体分组时（2010年）为1.13吨标准煤/万元，而2022年为0.48吨标准煤/万元，能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在资源依赖方面，我国经济产业的资源依赖度逐渐减小，资源环境因素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并不严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2019年我国自然资源经济总值为12.34万亿元，占国民经济比重仅为14.92%。说明我国在发展中逐渐摆脱了资源依赖，并没有出现一些国家的“资源诅咒”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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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实现了经济动能的转换，当前创新驱动已经取代了要素驱动、投资驱动，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同时，中国产业结构比例和经济复杂度都维持在较为良好的水平。在人口因素上，虽然数量型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但由教育投入带来的质量型人口红利正在形成。在资源环境因素上，各项指标都符合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规律，部分指标已经跨越了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顶点。总体而言，中国增长的动能和潜力巨大，有能力跨过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总策划：人民论坛杂志社总编辑 彭国华；策划及统稿：魏爱云 潘丽莉；执笔：单宁 刘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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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国家治理》2025年第5期
原文标题 | 中国完全有信心有能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国际经验和中国实践的研究
作者 | 人民智库
原文责编 | 冯一帆
新媒体编辑 | 孟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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